第435章 尸人(第2页)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袁维平伸出一根手指，“就是当我们给案件定性的时候。是情杀？仇杀？还是激情杀人？或者是更为复杂的连环作案？这些判断，往往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先通过犯罪心理学对凶手的犯罪心理进行‘临摹’——我们尝试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在想什么——再加上对凶案现场细节的反复模拟推演，最终才能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天*禧!暁\税·蛧! _更/辛?嶵!全\” 

 “比如，通过现场的作案手法，我们可以推断凶手的体貌特征——是力量型还是技巧型？是男性还是女性？甚至可以大致判断其职业范围。通过现场的整洁程度，或者破坏程度，我们可以分析凶手的心理状态——是冷静沉稳，还是慌乱失措？他的年龄段，他作案时的心理波动，这些细微之处，都可能隐藏着常规勘察手段难以捕捉到的线索。” 

 “所以同学们，”袁维平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带着几分语重心长，“心理犯罪学的研究，对于我们未来在侦破案件时，是一门必修课，更是一门艺术。如何运用，如何正确地运用，这需要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通过大量的实战去摸索，去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我知道，我们目前的技侦手段日益进步和完善，各种高科技设备层出不穷，这当然是好事。这些技术手段，对潜在的犯罪分子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让他们在动歪心思的时候，不得不掂量掂量后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发生几率。” 

 “但是，”袁维平的语气沉了些，“技侦手段并非万能。对于一些穷凶极恶之徒，或者那些智商极高、心思极度缜密的罪犯来说，这些技术手段，有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在研究我们，揣摩我们办案人员的办案方式、办案流程，甚至会预判我们会使用哪些技术手段来追踪他们。这就好比一场博弈，对手也在不断升级。” 

 “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场找不到有价值的物证，技术手段也难以突破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束手无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