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4章 跨部门协调机制(第2页)
为避免 “误触发”，团队引入 “多源验证” 机制：单一指标达到威胁等级，不立即触发反制，需结合其他辅助信息（如技术监测数据、人工排查结果）综合判断。例如，监测到 “不明人员靠近核心圈”（一级威胁指标），需同时确认该人员 “无有效身份证明” 且 “携带可疑物品”，才触发外围巡逻加强；若仅为迷路人员，则由外交侧单独处理，不启动军事响应。
赵工程师开发 “触发条件评估系统”，将威胁指标、等级标准、多源验证逻辑录入系统，外交部与军方可实时录入监测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威胁等级与建议反制措施。测试中，系统对 “未知飞行器靠近” 的威胁等级判定准确率达 92%，仅出现 2 次因数据不全导致的误判，后续通过补充雷达信号细节数据，准确率提升至 98%。
1972 年 5 月，联动预案的 “协作流程细化” 工作启动，核心是将 “框架 - 触发条件” 转化为可落地的 “步骤化操作”，明确每个环节的责任人、时间节点与备选方案。李技术员团队绘制 “协作流程思维导图”，张干事与刘参谋逐环节审定，确保无流程断层。
流程分为 “预警 - 响应 - 评估 - 调整” 四步。预警阶段：外交部通过人员识别系统、场地监控设备捕捉谈判现场异常（如未授权人员闯入），军方通过雷达、地面监测点捕捉外围异常（如异常车辆集结），双方将信息同步至触发条件评估系统，系统生成预警等级；张干事负责外交部预警信息的整理传递，刘参谋负责军方预警信息的汇总分析。
响应阶段：根据预警等级，军方启动对应反制措施 —— 一级预警由外围巡逻队加强频次，二级预警由区域指挥部调派备用兵力待命，三级预警由应急部队进驻核心圈周边；外交部同步调整现场安保：一级预警增加安检人员，二级预警暂停谈判中场休息，三级预警组织人员撤离。每一步响应，需在 15 分钟内完成启动，并由双方联络人确认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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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阶段：响应启动后 30 分钟，双方召开临时线上会议，评估措施有效性（如外围巡逻是否驱散可疑人员、现场安保是否控制事态），结合实时监测数据调整措施强度。例如，二级预警启动后，若监测到可疑车辆撤离，可降为一级预警，减少军方兵力部署；若可疑人员增多，则升为三级预警，加强反制。
调整阶段：根据评估结果，更新后续协作重点 —— 若某类威胁频繁出现（如多次有不明人员靠近），军方需增加该区域的监测设备，外交部需优化人员安检流程；李技术员团队负责根据调整需求，更新触发条件评估系统的参数（如提高 “多次不明人员靠近” 的威胁等级权重）。
为确保流程落地，每个步骤都明确 “第一责任人”：预警阶段由赵工程师保障系统运行，响应阶段由刘参谋统筹军方措施、张干事统筹外交侧调整，评估阶段由双方负责人共同主持会议，调整阶段由李技术员负责技术参数更新。这种 “责任到人” 的设计，避免了流程执行中的推诿问题。
1972 年 7 月，联动预案引入 “技术支持专项模块”，参考田中访华时 “技术设备与协作流程深度融合” 的思路，解决过往 “技术与流程脱节” 的问题 —— 例如，军事监测数据无法快速转化为外交侧可理解的安全建议，或外交侧的需求无法精准传递给军方技术部门。孙工程师（通信技术）与张干事、刘参谋共同设计该模块。
模块核心是 “专用信息共享平台” 的搭建。平台整合三类数据：外交部的谈判现场数据（人员名单、监控视频、安检记录）、军方的外围军事监测数据（雷达图像、地面人员分布、车辆轨迹）、触发条件评估系统的预警结果。平台设置不同权限：外交部联络人可查看军方监测数据的 “安全摘要版”（隐藏军事机密信息），军方联络人可查看谈判现场的 “关键动态”（如人员密集区域、重要环节时间）。
通信保障方面，孙工程师团队建立 “双信道备份” 机制：主信道用于日常信息同步（如每日简报、预警信息），采用加密无线电传输；备用信道用于紧急情况（如主信道被干扰），采用有线通信 + 卫星传输双重保障。信道带宽根据谈判阶段动态调整：谈判关键环节（如签署文件）带宽提升 50%，确保视频、图像等大容量数据快速传输。
技术对接细节上，解决 “数据格式不兼容” 问题 —— 外交部的人员识别数据为文本格式，军方的雷达数据为图像格式，孙工程师开发数据转换接口，自动将不同格式数据统一为平台可识别的标准格式；同时，为平台添加 “数据标注功能”，军方技术人员可在雷达图像上标注 “可疑区域”，外交侧可直观查看，避免因数据解读差异导致的协作偏差。
模块测试中，模拟 “主信道被干扰” 场景，备用信道在 8 秒内完成切换，未出现信息传输中断；平台数据转换延迟控制在 2 秒内，满足实时协作需求。张干事反馈 “希望增加谈判现场异常的自动告警功能”，孙工程师后续为平台添加 “Ai 识别模块”，可自动识别监控中的异常行为（如人员奔跑、物品遗留），并同步至军方联络人，进一步提升预警效率。
1972 年 9 月，联动预案进入 “实战模拟测试” 阶段，选择某闲置外交场馆，模拟 “中等规模外交谈判” 场景，外交部、军方及技术团队全程参与，检验机制的可行性与漏洞。测试由张干事与刘参谋共同统筹，李技术员负责记录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
模拟场景设定为 “谈判进行中，现场闯入 1 名未授权人员（一级预警），同时外围监测到 2 辆无标识车辆徘徊（二级预警）”。预警阶段：外交部监控系统捕捉到闯入人员，自动上传信息至评估系统，生成一级预警；军方雷达监测到异常车辆，同步上传数据，生成二级预警；系统综合判定为 “混合二级预警”，自动推送至双方联络人。
响应阶段：张干事在 5 分钟内将闯入人员特征（性别、衣着）传递给刘参谋，同时组织现场安保控制人员；刘参谋立即指令外围巡逻队前往异常车辆位置排查，同时调派 2 辆备用警车待命；12 分钟后，军方反馈 “异常车辆为附近居民车辆，已劝离”，外交部反馈 “闯入人员为迷路群众，已护送离开”，双方同步解除部分反制措施（保留外围巡逻加强）。
评估阶段：临时会议上，双方提出问题：一是 “混合预警时，双方信息传递存在 3 分钟时差”，导致军方初期未掌握闯入人员细节；二是 “异常车辆排查结果反馈较慢”，影响后续措施调整效率。李技术员分析原因：信息共享平台的 “混合预警信息推送” 存在优先级设置问题，军方排查流程中 “身份核实环节” 耗时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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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孙工程师优化平台推送逻辑，将 “混合预警” 设为最高优先级，确保双方同时收到信息；刘参谋简化军方排查流程，对无标识车辆先通过远程图像识别初步判断，再决定是否现场排查，缩短反馈时间。二次模拟测试中，信息时差缩短至 1 分钟，排查反馈时间减少 40%，流程顺畅度显着提升。
1972 年 11 月，联动预案开始 “小范围试点应用”，在一次双边外交谈判活动中正式启用。张干事作为外交部联络人，提前 1 周与刘参谋对接谈判场地信息、参与人员名单；军方根据场地周边地形，部署 3 个地面监测点、1 个雷达监测站，制定 “三级反制措施备选方案”；李技术员团队现场保障信息共享平台与通信信道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