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弟5章七七和亲人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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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大姐摔了一跤，住到七七家。晚上，姐妹俩挤一个炕，七七摸到大姐脚上的老茧，心疼得直抽气。大姐却笑：“别哼唧，茧厚，才走得远。”七七把脸埋进大姐的肩窝，声音闷得像小时候的雷：“姐，下辈子咱还做姐妹，换我当你大姐，我给你捂耳朵。”大姐拍着她的背，像拍一个五岁的小丫头：“行，下辈子我还给你咬酸枣仁。”

炉火映着她们的白发，一粗一细两根白辫子搭在枕上，像两条终于游到同一片岸边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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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的大姐，大名叫杨爱田，村里人却只管她叫“大姐”。她今年七十六，身板还硬朗，坐在自家门槛上剥青豆，豆粒儿落进搪瓷盆，叮叮当当像下雨。

七七是老幺，比她小整整两轮。小时候，家里穷得只剩一口铁锅、一张炕，父母却一口气生了七个闺女。大姐十四岁那年，日本飞机第一次掠过房山，母亲把房契、地契塞进她怀里，说：“姐儿，往后这家就指望你了。”那天夜里，她牵着一头老草驴，驴背上驮着俩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在前面拽缰绳，一家五口踩着冰碴子往西山里逃。

炮火把天映得通红，她耳朵嗡嗡响，只听见驴蹄子“咯哒咯哒”，像敲在她心口上。半道上，八十岁的邻家爷爷刚探出头，就被流弹掀翻在地。大姐把弟弟搂得更紧，心里却奇异地冷静：只要人在，家就在。

解放后，她还是留在了村里。人家南下进城，她摆摆手：“我走了，这地就荒了。”她像守着老驴一样守着老屋，春天一把籽、秋天一筐粮，日子像磨盘一样一圈圈碾过去。

后来村里来了驻村的年轻干部，吃不惯井水，她就每天清早煮一壶山楂水，偷偷放在他窗台；干部熬夜写材料，她端来一兜咸鸡蛋，低声说：“娃，吃完再写，别熬坏了眼睛。”那一刻，她忽然想起当年母亲塞给她的那包房契——原来传家的不只是地，还有这股子不动声色的暖。

如今，七七在城里当了奶奶，大姐却还是喜欢坐在门槛剥青豆。有孩子问：“大姥姥，您这辈子最得意啥？”她把一粒滚圆的豆子抛进盆里，脆生生答：“最得意？最得意我把一家人囫囵个儿、一…、出了炮火，又把一村人的日子、?熬成了甜。”

七七的乐观，像一块被日头晒透的麦场，连风都是暖的。

她今年五十四，身量不高，却能把一辆旧三轮车蹬得呼呼生风。车厢里常年搁着两只褪了色的塑料筐，一只装山里刚摘的酸枣，一只装她自编的花环。逢集那天，她天不亮就出门，车把上挂一截红布条，布条迎着风，啪啪地打在她脸侧，像给自己鼓掌。

早些年，丈夫在矿上伤了腰，瘫在炕上。村里人都以为这家人算完了，七七却把眼泪留在夜里，天一亮就笑。她给丈夫翻身擦背，像摆弄一个大孩子，嘴里还哼着《小拜年》；哼完一段，就凑过去问：“下段想听啥？点戏可要加钱。”丈夫被逗得咧嘴直笑，一笑，胸口起伏，褥疮竟好得快了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