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3章 欧洲之旅8(第2页)

严锋静静地听完李焕的分析，指尖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边缘，沉吟片刻后，方才缓缓开口：

“你的观察非常敏锐，甚至可以说，戳中了许多欧洲问题的核心。”他的语气沉稳而审慎，带着外交官特有的平衡感。

“从经济结构和全球分工的角度看，你的分析确实揭示了欧洲繁荣背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欧盟的决策机制效率低下、成员国利益难以协调，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却又无解的问题。”

他话锋微转，继续说道：“不过，作为外交官，我或许会补充一点‘灰度’视角。欧洲的凝聚力虽然远不如单一民族国家，但绝不能低估其深厚的制度底蕴、文化软实力和危机应对韧性。”

“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质上就是在不断应对危机中蹒跚前行的。每一次被预言‘濒临解体’，它往往都能在最后关头找到某种勉强的妥协方案，虽然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巨大的内耗和低效。”

“你指出的‘三个大国的基础支撑’，是关键所在。”严锋向前倾了倾身，眼神锐利起来。

“但这同样意味着，欧洲的命运并非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或者三大国的容忍度到达极限，欧洲目前这种舒适且略显‘矫情’的平衡就将被打破。”

“届时，它要么被迫醒来，经历一段痛苦的‘再工业化’和战略自主重建过程；要么就可能真的如你所忧，陷入长期的相对衰退。”

“至于绿党等问题，”他微微颔首，“这确实是高福利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出现的政治现象。当物质极大丰富，一部分人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表达，有时甚至会脱离经济现实。”

“这与其说是‘怪胎’，不如说是一种需要被纳入计算和应对的‘政治成本’。华国企业要来欧洲发展，就必须学会与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共处，甚至巧妙利用其规则。”

严锋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外交官的个人思索，但是李焕显然也有自己的理解。

李焕听完，轻轻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愈发深邃：“严参赞，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们国内许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欧洲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可我想说，这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