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纵论君子(第2页)

 吕夷简对于赵祯的这个人事安排只能是苦笑，看来他想在中书省说一不二还真的是难如登天，赵普的人生经历看来是很难被复制了。

 最后还是来看一下宋朝新一届的两府人员名单：中书省方面，首相吕夷简，次相王曾，给事中蔡齐、翰林学士承旨盛度升任为参知政事。枢密院方面：原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并知枢密院事，原参知政事宋绶改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王德用、御史中丞韩亿同知枢密院事。

 李迪走了，王曾又回来了，但吕夷简现在可是首相，他曾经的老前辈和老上级王曾如今反而成了他的下手。

 升任首相固然让吕夷简感到欣喜，但还没等他高兴得太久，他的噩梦甚至是梦魇就降临了，而这也是北宋的一个噩梦和梦魇——北宋的党争由此而发端。然而，无比讽刺的是，导致这一切发生的人竟然是整个两宋最为被后世所敬仰的人，其本人也是时刻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也同时以此要求别人）的一位品行高洁的道德君子。此人不是别人，范仲淹是也。

 在具体讲述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这次争斗之前，我们在此有必要先来说道一下有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话题。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这里给范仲淹戴这么大的一顶黑帽子是对他的侮辱和亵渎，更是在颠倒黑白故意制造话题，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丝毫不怀疑范仲淹的个人心性，也不否认他的品格和道德修养，而范仲淹想必也没有料到自己扛着正义和道德的红旗去打击朝中的“奸邪”怎么最后就变成了让国家元气大伤的党争了呢？光明战胜黑暗不是会让天空变得晴空万里吗？怎么就变得更加阴晦了呢？

 这个问题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困扰着范仲淹，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儿呢？恕我狂妄，我在这里其实可以给即将在这次党争里落败的范仲淹一个答案：他所坚持和认定的真理只是被他个人所认可的，而非所谓的天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所秉持的是天理，但有句话却深刻地揭示了那所谓的天理与人类社会和人性的矛盾性：以圣人之道要求自己是功德，以圣人之道去要求别人却是一种冒犯，甚至有可能是在不自觉地作恶。

 再者说，所谓的儒家圣人之道就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理吗？它不也只是某些代表某个特定阶层的人所总结出来的吗？说得再直白一点，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和观念都只能适用于与其相契合的人群，这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黑白分明的，甚至连大是大非的界线和标准有时候都是难以界定和划分的。

 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很多人都不懂，更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和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对错分明，非黑即白。不过，当我们被这个社会毒打之后，这一切都会改变，我们的视野会变得广阔，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发生改变。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年青一代的愤青会抗拒这种将会颠覆他们认知的改变，而他们发泄的对象正是已经被现实颠覆了原有认知的老一辈愤青。

 愤青这个词和这群人我们都不会陌生吧？试问，有几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是愤青呢？甚至是愤怒得不可遏制的超级喷子呢？别说是历史上的名臣、正臣和能臣，即使是丁谓、王钦若以及比他们更有名气的曹操、严嵩、和珅以及汪兆铭这类人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对社会现状无比愤怒的愤青吗？既是如此，此时的范仲淹又怎可例外呢？

 这一年的范仲淹已经是四十六岁了，按理说到了这个年纪早就应该脱离了愤青的行列，可范仲淹的可贵甚至于说是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他本人的心性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恰如此时二十八岁的欧阳修、三十四岁的尹洙以及三十五岁的余靖。

 这三个在政坛敢于直言以谏、在文坛出口即成章、执笔可生花的大才子都曾在西京洛阳府一同为官，他们的长官则是那个同样早在青年时期就文采飞扬的西京洛阳府留守钱惟演。大宋的新老两代顶级才子会集一处并一道论古说今，如此可谓大宋的一大文华盛况，而在不定期的莺歌燕舞中，他们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一众文人骚客赋诗作词更是让洛阳府一时间大有要取代开封变成了大宋新的文化中心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