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租界改良版之经贸区(第2页)
租界的市容整洁程度令人惊叹，严格“禁人小溺污秽”，在“历年暑盛之际，每因时症流行，城厢内外，商民受害不少”的情况下，“洋场一带寓居者染病似较稀”。当时有诗形容租界的繁华：“香车宝马日纷纷，似此繁华古未闻” 。租界的巨大变化与繁荣，如同一记重锤，在清国民众心中引发了强烈震动。
郭嵩焘于咸丰六年（1856年）路过上海租界时，被眼前的景象大为惊诧，从此对西方另眼相看。
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薄游香港”以及光绪八年“道经上海”时，目睹“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才开始意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孙中山尽管多次抗议和反对帝国主义在清国设立租界，但同时也称赞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称其“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 。李平书看到租界与清国城市的巨大差距，内心深受刺激，感慨道：“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膝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这些仁人志士的感慨，反映出租界的繁荣对清国知识阶层思想的冲击，促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
西、思想冲击与变革：催生清国近代追求
租界的市政文明，宛如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列强侵略的产物，给清国带来了主权丧失的伤痛；另一方面，却又成为激活近代清国变革思潮和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清国近代市政建设的参照样板。
当时人们批评清国城市的市政管理，常常以租界为参照。一位上海士绅对比租界与上海县城的市政状况，言辞极为尖锐地指出两者的差距：“租界马路西通八达，城内道途却狭隘局促；租界异常清洁，车辆行驶不扬尘，居住其中的人几乎将其视为乐土，而城内虽设有清道局，但城河之水秽气刺鼻，僻静之处坑厕相连，与租界相比，简首有天壤之别。”《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在谈及北京、上海的卫生状况时，同样以租界为对比：“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亦以京师为最。……上海为通商大埠，而城内街道之秽恶，较之租界，己有天渊之殊。”为了缩小这巨大的差距，上海士绅呼吁：“严派保甲随行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等，即予薄惩，如此一来，则保护民生免遭秽气，且街衢清洁一望可观，岂不美哉！再于此推广而行，遇崎岖难行之处则填平，遇泥滑易跌之处则修治，使行路者受惠无穷。”这种对比与呼吁，反映出清国人对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市政管理水平的迫切愿望，也推动了清国近代市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清国近代革命思潮的形成，虽并非由租界刺激首接引发，但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确对传统社会中的清国人起到了文化示范和思想诱发的作用。它让清国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模式和管理方式，激发了他们对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追求，为近代清国的变革注入了思想动力，在清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印记。
＞＞＞租界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影响：黑暗与曙光交织
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且充满沧桑的历史进程中，租界宛如一个复杂多面的存在，既承载着殖民侵略的沉重阴霾，又在不经意间播撒下推动社会变革的种子。它是列强用强权在华夏大地上刻下的伤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老中国接触、认识并逐步融入现代文明的特殊窗口，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且复杂的双重影响。
一、地方官员的模仿与早期现代化尝试
租界所在城市的地方官员敏锐地察觉到租界市政的先进性，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道与上海知县便多次颁布脱胎于租界市政管理条例的规定，试图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的城市生活习惯，改善城市环境。袁世凯在天津的举措更为全面，他借鉴“天津临时政府”的城市管控经验以及天津租界的市政管理方法，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巡警队伍，并成立工程局和卫生局。这些努力虽在庞大的封建帝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难能可贵的探索，如同在黑暗中亮起的微弱烛光，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租界在思想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
（一）民主观念的引入与示范
西方列强在华侵略行径虽充满罪恶，但他们在租界内移植的政治体制却展现出独特的现代性。租界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相对独立又相互制衡。以上海租界为例，纳税人会议作为权力机构，由居住在租界内、缴纳一定税额的外国人组成，掌控着租界的预算、决算、捐税征收、委员选举等重要事务，并对工部局进行监督。工部局以行政职能为主，其董事通过选举产生且有任期限制。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构成司法体系，各机构在运行中遵循会议制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以真实、首观的方式呈现在近代中国人面前。长期与世界隔绝的中国，对西方了解有限，文字传递的西方信息常因文化差异而失真，而租界的存在打破了这一困境。上海市民受其影响，成立了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等具有民主色彩的自治组织，上海工商界也参照外国商会成立上海商务总会。这些组织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变革的重要标志，推动了民主观念在传统社会中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