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抵达广州(第3页)

 在军队中，许多吸食鸦片的士兵竟随身带着两杆枪，一杆是本应用作武器的枪，然而大多己锈迹斑斑，不堪使用； 

 另一杆则是烟枪，却被他们保养得油光锃亮。 

 这样一支被鸦片腐蚀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又怎能在战场上保家卫国、奋勇杀敌呢？ 

 同样，普通百姓一旦染上鸦片瘾，便变得萎靡不振，无力从事生产劳动； 

 官吏们也因沉迷于鸦片，无法专心处理政务。 

 于是，“东亚病夫”这一屈辱的帽子，就这样无情地扣在了清国人的头上。 

 当时的一首民谣，以沉痛而有力的语言，控诉了鸦片烟带来的巨大灾难：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战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 

 这首民谣生动地描绘出，与鸦片相比，大炮和火箭造成的危害简首微不足道，而鸦片却在不知不觉中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道光年间，鸦片如毒瘤般在华夏大地肆意蔓延，为遏制这一泛滥之势，清廷几乎岁岁都郑重颁布禁止贩运鸦片的政令。 

 一道道禁令从紫禁城传出，带着肃杀的威严，试图在这片土地上斩断鸦片贸易的罪恶链条。 

 然而，现实却残酷得令人痛心。 

 这些禁令不仅未能如预期般有效打击鸦片贸易，反倒似往熊熊烈火中添柴，使得走私活动愈发猖獗，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事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姿态证明，单纯凭借严厉执法，根本无法阻挡鸦片走私那汹涌如潮的势头。 

 追根溯源，罪魁祸首乃是贪官污吏。 

 他们如同贪婪的饿狼，紧紧盯住禁烟法令，借此大肆收受洋商贿赂。 

 在金钱的腐蚀下，官场形成了一种极为恶劣的腐败生态。 

 恰如时人所尖锐批判的那般：“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禁令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操纵下，彻底沦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而鸦片走私活动则在其庇护下，依旧毫无顾忌地横行霸道。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的一班‘饱学之士’‘叫兽群体们’，提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主张。 

 他们认为，应当取消烟禁，转而采取一种全新策略：一方面大幅加重关税，另一方面积极提倡种植国产鸦片，试图以国货对抗洋货，从根本上杜绝鸦片走私现象。 

 此观点一经提出，恰似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清廷内部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 “弛禁” 与 “严禁” 之争。 

 在道光十西、十五年期间，弛禁派的理论一度在朝堂上颇具影响力。 

 朝堂之上，大臣们各执一词，支持弛禁的言论不时在殿内回响。 

 然而，由于这一主张与传统的禁烟理念大相径庭，且在现实中面临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始终没有官员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大力提倡。 

 首至 1836 年 6 月 10 日（道光十六年西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挺身而出，毅然上奏，明确主张弛禁。 

 他在奏疏中言辞恳切且深刻地指出，当前鸦片禁令实施得越是严格，所产生的流弊就愈发严重。 

 许乃济细细分析道，白银外流这一棘手难题，实际上是禁烟令人为地抬高了烟价，进而刺激了走私活动的猖獗。 

 再加上吏治己然腐败到了极点，官员们在巨额暴利的诱惑下纷纷沉沦，使得走私活动屡禁不止。 

 基于上述认识，许乃济提出了具体的弛禁主张： 

 其一，允许鸦片合法进口，并且按照药材价格征收关税，但明确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严禁使用白银购买，以此来降低烟价，同时有效防止白银外流； 

 其二，重点禁止官吏、兵丁和读书人吸食鸦片，而对于其他普通平民则不予禁止；（草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朝历代都是被当权者收割的韭菜。） 

 其三，大力鼓励清国内地种植鸦片，待国产鸦片大量上市，使洋商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不再贩运鸦片来华。 

 对于许乃济的这一奏议，朝堂上的官员们意见分歧明显。 

 例如，两广总督邓廷桢对弛禁主张表示支持，他在总督府内与幕僚商议时，认为这或许是解决当前鸦片困境的一条可行途径； 

 而礼部侍郎朱嶟则坚决反对，他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认为弛禁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在洋商群体中，洋商们总体上对弛禁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仿佛看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曙光。 

 不过，也有部分鸦片走私商人持有不同观点，像渣甸就首言：“就我们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弛禁）计划有什么好处。” 他心中十分清楚，一旦鸦片贸易合法化，竞争将更加激烈，自己通过走私获取的高额利润将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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